“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我们党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深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当前，我们要从“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挑战出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背景，阐释投资于人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探讨与之相关的范式转换，揭示着眼和着力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按照新发展理念实现理论范式转换
从经济社会角度看，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特定水平为前提，但不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自动实现。经验表明，凡是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通常都实施了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政策。为更好落实党中央这一重大要求和部署，需要实现关于发展的理论范式转换和实践模式转变。我们需要先从以下方面澄清几点认识问题。
首先，以更大力度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可以淡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而是着眼于实现这一原则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强调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对“尽力”提出新的要求，发掘出新的“量力”可能性。其次，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投资于人，要求转换理论范式，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更加注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统一。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统一的原则，但在资源约束更突出的时期，“量力”这个权衡更多以是否“可以做”为出发点，随着发展水平提高和国力增强，“量力”的权衡则更多从是否“应该做”出发。最后，正如投资于物的落地要以企业、行业和项目为本位一样，投资于人要求确立家庭本位。正因如此，与促进家庭建设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政府支持措施也应纳入投资于人的范畴，也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源。
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实践模式转变
投资于人既反映出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着眼现实挑战提出的紧迫要求。
首先，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我国即将跨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当前增进民生福祉仍然面临诸多短板和堵点，特别是与“未富先老”特征相关的难点还具有随时间推移而强化的特点。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保障体系，亟待把社会保障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提升到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更高水平，同时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更充分覆盖。
其次，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均进入长期的下降过程。在宏观上，从投资于物转向更多投资于人，既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也是微观上提高生产率和回报率的必然要求。
最后，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转变，也对投资于人提出现实紧迫的要求。实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增长目标，在需求侧面临的挑战比在供给侧更大，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兑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消费率）为39.9%，一方面面临双重超越目标，即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趋同和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赶超；另一方面，消费率趋同和赶超都是可以预期的目标。
鉴于居民消费是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的函数，并且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条件。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开始，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同指标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城镇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这同结构性就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劳动就业日益成为投资于人并且可以得到显著社会收益的重要领域。
瞄准主要方向和聚焦关键领域
我们尝试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相关的民生要旨及其关键短板，可以作为投资于人的主要方向和核心领域。
首先，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促进生育率止降回升。对我国来说，生育率下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严格生育政策的实施后果，所以仍有未实现的家庭生育意愿。这要求推动政策以一个临界最小规模投入资源，以形成对预期目标的极大激励力度，消除家庭面临的现实制约，从而释放生育潜力。
其次，利用人口转变过程创造的时间窗口，促进人力资本培养资源的统筹和整合，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少子化本身就具有缓解教育资源约束的效应，而不同教育阶段人口在减少中的时间差，更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机遇。创造这种削峰填谷效应，要求进行以管理一体化为取向的改革，破除部门间在资金统筹和资源配置上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2035年我国预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以人均GDP水平作为标志的同时，还应该把由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预期寿命和受教育年限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重要的目标。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全球排名比人均GNI要明显靠后，这也意味着仍有较大的赶超潜力，需要更倾斜地对人进行投资，确保发展质量和共享水平得到提高，助推2035年目标的实现。
再次，应对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人群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从人群来说，就业困难更集中体现在“一老一小”（青年和老年）两个群体上，统计反映两个群体的就业率均显著低于平均水平。青年劳动者就业率低的原因是失业率高于平均水平，大龄劳动者就业率低则主要表现为劳动参与率下降。随着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愈发凸显，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愈加突出。大龄劳动者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在已经存在的技能缺口和数字鸿沟基础上，他们可能还会遭遇智能鸿沟，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因此，需要配置更多资源，使劳动者在整个工作生命周期都能得到公共就业服务。
最后，加大对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运用，显著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国内外经验表明，把收入差距降到相对合理的水平，必须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运用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手段。此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推动。一般来说，常用的再分配手段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相应地，再分配力度分别可以用以下两个占比来衡量：一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可简称为“税收占比”；二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可简称为“政府支出率”。我国的这两个再分配指标分别为35.7%和24.0%，仍有加大力度的潜力，也给投资于人并能取得成效留有巨大空间。
综上，“十五五”时期需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充分认识投资于人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实现关于发展的理论范式转换和实践模式转变。要将投资于人作为重要发力点，着力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以此释放消费潜力、引导有效投资，夯实内需基础，进一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内容来源：学习强国 2026年3月26日）